《北京教育》（高教）2022年第8期高教研究【書記·校長思享錄】欄目刊發了我校黨委書記高喜軍文章《“一帶一路”背景下職業教育“走出去”路徑探究》。
文章分析了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職業教育“走出去”的現有模式及特點、北工院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探索與實踐，并對未來職業教育“走出去”提出對策建議。文章指出，職業教育“走出去”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也是學校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北工院與行業企業以及國內兄弟院校加強合作，探索出“四方聯動、標準引領、語技融合”的海外辦學新路徑，“政府、學校、行業、企業” 四方抱團出海，風險共擔、資源共享，有效規避現有“走出去”模式的不足，為職業教育“走出去”開辟了新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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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背景下職業教育“走出去”路徑探究
摘要：職業教育“走出去”是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支撐，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然要求，也是學校自身發展的客觀需要。“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具有完全必要性，也具有現實可行性。近年來，高職院校在職業教育“走出去”方面進行了積極探索，形成了不同模式和特點。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北工院)乘勢而為，探索實踐“政校行企”協同的職業教育“走出去”的路徑，努力構建海外辦學新模式。介紹北工院“走出去”工作的經驗和成效，以期對職業院校“走出去”有所啟發與借鑒；同時，簡要分析職業教育“走出去”存在的問題，并對未來發展提出對策建議。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職業教育;國際化
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一帶一路”建設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途徑，主動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積極服務企業“走出去”是我國職業教育在新時期應承擔的歷史責任，也是教育不斷對外開放賦予職業教育的時代使命。
1.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必要性
第一，是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的必然結果。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贏得了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積極響應。根據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布的《2020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截至2020年，中國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設立企業1.1萬家，中資企業雇傭外方員工人數占企業員工總數的60%。在“一帶一路”建設背景下，培養“走出去”企業在海外生產經營急需、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的本土技術技能人才，是“一帶一路”對中國職業教育的時代要求，中國職業教育迎來走向世界的歷史機遇。
第二，是構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質量發展新體系的內在要求。推動“一帶一路”建設，要真正實現沿線國家民心相通和發展共同體建設，關鍵是幫助沿線國家改善民生，根本在于提升勞動者素質和職業技能。孔子學院作為當前推進力度較大的教育和文化對外交流的“軟聯通”載體，在遇到一些影響其發展的不利情況下，亟須拓展職業教育等新的職能。相比較，國際中文教育與職業教育“雙軌”發展越來越被廣泛認可并得到國家的高度關注。2021年，教育部在答復政協《關于應對國際中文教育面臨的挑戰和風險的提案》中，鼓勵國內職業教育機構、中資企業參與國際中文教育，發展“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促進職業教育與國際中文教育“走出去”融合發展。職業教育“走出去”，為國際中文教育創新發展開辟了新路徑，成為國際中文教育發展的新載體。
第三，是提升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水平的客觀要求。2020年，《教育部等八部門關于加快和擴大新時代教育對外開放的意見》提出，要主動加強同世界各國的互鑒、互容、互通，形成更全方位、更寬領域、更多層次、更加主動的教育對外開放局面。職業教育作為教育領域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積極主動推動教育對外開放，擴大高職院校國際合作的廣度和深度，推動教育對外開放高質量內涵式發展，為構建全球教育共同體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
2.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可行性
第一，有國家政策支持。國家密集出臺政策助推職業教育“走出去”，為職業教育“走出去”提供制度保障。例如：2020年，教育部等九部門印發的《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年)》明確提出，職業教育要服務國際產能合作行動，要加強職業學校與境外中資企業合作。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推動職業教育走出去，服務國際產能合作，積極打造一批高水平國際化的職業學校，推出一批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專業標準、課程標準、教學資源。
第二，有人才培養需求。近些年，中國企業“走出去”成為常態，越來越廣泛地參與國際產能與經貿合作。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職教發展不均衡，難以支撐產業一線對高素質技能人才的需求，當地雇員中文能力有限，與中國企業文化融合困難，制約了中國企業在當地的發展。在此背景下，作為與經濟社會最為緊密的教育類型，職業教育能更有效地服務民生，尤其在欠發達國家，職業教育關乎就業和生存。因此，培養一批懂技術、會中文的復合型人才既可以提高其在當地勞動市場的競爭力，又可以解決中資企業人才需求的問題，改善民生，促進民心相通，推動構建更加緊密的人類命運共同體。
第三，有職業教育優勢。我國職業教育的快速發展為“走出去”奠定了基礎，我國已建成世界規模最大的職業教育體系，目前職教適應性不斷增強，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加快構建，職業教育辦學實力穩步提升。近年來，通過“示范校”“雙高”建設的引導，涌現出一批各具特色的優秀職業院校，在辦學理念、辦學模式、人才培養質量、產教融合等方面形成明顯優勢，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學生產生較強的吸引力。
第四，有自身發展動力。職業教育“走出去”參與全球教育治理，提升國際化影響是職業院校內在發展要求，也是職業院校義不容辭的責任。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職業院校參與了國際產能合作，推動了專業標準落地，培養了一批適應中資企業發展需要的技術技能人才，客觀上提升了國內院校教師國際化視野，促進了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
職業教育“走出去”的現有模式及特點
2017年以來，高等職業教育海外辦學呈多樣化格局，海外辦學模式日趨清晰，跟隨企業走出去“借船出海”是目前高職院校海外辦學最可行的方式。截至2020年，共有89所高職院校舉辦145個海外辦學項目[3]，包括職業技能培訓、漢語培訓等短期培訓，也包括學歷教育和非學歷職業教育等長期項目。從辦學主體角度看，近些年，我國職業教育“走出去”主要有以下模式：
第一，行業企業主導的校企合作模式。“一帶一路”倡議下，行業企業參與校企合作的積極性激增，紛紛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方高職院校合作建立“海外職業技術培訓基地”，以便培養匹配企業海外發展的當地員工。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是行業協會主導合作的代表。2015年底，教育部在中國有色金屬行業開展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項目，中國有色金屬礦業集團聯合國內多所職業院校共同“走出去”，先后為集團800多名贊比亞當地員工開展技術技能培訓，成效顯著。此外，民營企業是“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力量，出口額逐年上升。在此模式下，學校與行業企業抱團出海，有利于得到當地政府支持并獲得辦學資質和生源保障，這些行業和企業在當地深耕多年，具有良好的政商基礎，依托企業員工培訓，便于在當地開展海外辦學。同時，企業對海外辦學進行資金和硬件投入，確保海外辦學的可持續運轉。
第二，政府統籌主導學校企業參與的模式。由天津市教委啟動實施的創新型職教國際化服務項目“魯班工坊”是該模式的典型代表。政府負責頂層設計，統籌職業教育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這種模式的優勢在于上下一盤棋，政策有保障、資金有支持，有力地推動了國內高職院校與海外企業的合作，共同培養適合當地經濟發展的技術技能人才，促進當地社會經濟發展。
第三，高職院校主導的跨境教育模式。跨境高等教育是指各國間高等教育領域中多種形式的人員、項目、機構等跨越國家司法界限和地理邊界的流動，其形態繁雜多元，常見的有師生留學、訪學、聯合學位、海外分校、獨立學院等。2022年5月召開的教育部新聞發布會上提到，我國400余所高職院校與國外辦學機構開展合作辦學，全日制來華留學生規模達1.7萬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既是高職留學生主要生源地，也是境外辦學的主要區域。此模式具有較高的辦學自主權和相對的靈活性，可以與合作院校資源共享、共同發展。
北工院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探索與實踐
北工院與行業企業以及國內兄弟院校加強合作，探索出“四方聯動、標準引領、語技融合”的海外辦學新路徑，“政府、學校、行業、企業” 四方抱團出海，風險共擔、資源共享，有效規避現有“走出去”模式的不足，為職業教育“走出去”開辟了新路徑。
1.四方聯動，開創“政校行企”海外辦學新模式
政府、企業、行業、學校四方發揮各自資源優勢，探索出“政府引路、企業探路、行業鋪路、學校創路”的“四路工程”，開創了“校校—校企”抱團出海的職業教育“走出去”新模式。其中，政府負責頂層設計，提供政策支持；學校提供教學資源，組織具體實施；行業負責組織協調，整合多方資源；“走出去”企業提供綜合保障，奠定辦學基礎。
第一，建成中國在海外第一所開展學歷教育的職業院校——中國—贊比亞職業技術學院。2019年，經贊比亞職業教育與培訓管理局(TEVETA)批準，在中贊兩國政府及企業等見證下，中國在海外獨立舉辦的第一所實施學歷教育的高等職業技術學院——中國—贊比亞職業技術學院(以下簡稱中贊職院)在贊比亞盧安夏市掛牌成立。北工院承擔中贊職院自動化與信息技術、珠寶設計與加工專業兩個分院的建設。中贊職院的成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我國職業院校在海外獨自創辦的第一所開展學歷教育的高等職業學院，開啟了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走出去”新篇章。
第二，建成全國首家職業教育型孔子課堂。2019年，北工院(中方院校)與中贊職院(外方院校)聯合創辦了中國首所職業教育型孔子課堂，服務“走出去”中資企業和當地社會，以技術技能培訓為切入點開展工業漢語、通用漢語、漢語言文化培訓，走出了一條國際中文教育和職業教育協同發展的道路，探索出了“中文+職業技能”國際化發展新模式。
2.標準引領，實現中國職業教育海外本土化
海外辦學，標準先行。根據中國職業教育的優勢和特色，結合海外辦學所在國國情、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受教育者素質、所在國經濟社會發展需求等，組建中外聯合開發團隊，標準引領，實現中國職教海外本土化發展。
第一，形成具有“國際理念、中國元素、海外特色”的人才培養方案及專業標準。通過借鑒國外先進職教模式，結合海外企業崗位需求，由我國與贊方教學管理人員、企業相關人員組成的“中贊聯合”開發團隊，深入研究中贊文化、贊比亞職教體系、英語思維下贊比亞職教教學模式，將中國職業教育理念本地化，形成具有“國際理念、中國元素、海外特色”的人才培養方案及專業標準，形成與非洲國家共同開發專業標準的新范式。
第二，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標準首次進入其他主權國家國民教育體系。在“中贊聯合”開發團隊的努力下，北工院共開發14項國際人才培養方案和53項雙語課程標準，其中2項專業標準(自動化與信息技術、珠寶設計與加工)和37項課程標準已納入贊比亞國民教育體系并投入到教學實踐中，標志著中國特色職業教育標準首次進入其他主權國家國民教育體系，填補贊比亞相關專業國家標準空白。
3.語技融合，為職業教育“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撐
語技融合是職業教育“走出去”人才培養的具體要求，同時語技融合既要求在海外人才培養過程中語言和技能的同步發展，又要求國內專業師資的語言教學素養提升。在海外人才培養上，依托“一學院、一課堂、二基地、三中心”(即中贊職院，孔子課堂，“中文+職業技能”基地、“一帶一路”人才培養基地，有色贊比亞培訓中心、國開贊比亞學習中心、中法能效中心)，利用“中文聯盟”、職業教育國際在線、超星等云平臺，創建“國內國外雙戰線、線上線下雙渠道、語言技能雙融合”人才培養新途徑，培養高素質、本土化復合型技術技能人才。在國內師資培養上創新培養“能上講臺、能下車間、會教中文”集“專業講師、工程師、中文講師”于一身的復合型國內師資。
第一，建成全國高職首家“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實踐與研究基地。在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北工院與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合作共建的“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實踐與研究基地正式啟動。通過這一平臺，發揮“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智庫作用，吸引行業、企業、高校、研究機構等多方參與，開展“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理論研究和區域國別研究，共同開展“中文+職業技能”的交流和合作。截至2021年底，已有53名教師參加國際漢語師資專班學習，22名教師獲取國際中文教師資格證，兼具“專業教學、技能培訓、國際中文教育”能力的復合型國際化師資隊伍初步成型。
第二，建成北京市“一帶一路”國家人才培養基地。北工院入選了首批北京市“一帶一路”國家人才培養基地，對來自贊比亞、剛果金、蒙古、緬甸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100名技術骨干開展了多期“中文+職業技能”培訓，同時在海外組織7,000人次中資企業員工技術技能培訓，開展對來自“一帶一路”沿線10多個國家的國際學生培養。人才培養效果顯著，得到各國政府、企業和社會各界的高度認可。
對職業教育“走出去”的思考及建議
1.職業教育“走出去”目前存在的問題
第一，政府部門協同機制有待加強。一是教育部門內部缺乏協調機制，尚未將職業教育作為獨立的教育類型納入相關教育國際化發展政策體系，如中國政府獎學金類別中沒有針對職業教育設置的獎學金，國家教育對外援助項目中也未涉及職業教育。二是職業教育國際化發展缺乏政策協同推進機制。目前，職業教育“引進來”“走出去”均未能納入國家外交、發改、財政、商務、文化的工作體系中，導致無法得到國家較高層面的政策支持，在人員出入境、固定資產海外管理等方面存在較大障礙。
第二，海外辦學面臨辦學經費困難。一是學費收入無法支撐學校正常運營。由于海外辦學國家經濟落后，民眾難以承擔較大的教育支出，學校辦學主要依靠國內職業院校自籌經費。二是創辦一所高水平的職業技術學院需要相當規模的資金投入。目前，尚未有職教“走出去”專項資金投入，一般來說，教學場所的建設和維護由企業承擔，而運營資金多由“走出去”院校承擔，職業院校在沒有財政資金支持的情況下很難堅持下去。三是社會資金支持比重低。職業院校海外辦學尚屬新生事物，還沒有得到社會廣泛認可，尤其是海外中小型中資企業沒有從中受益不愿意提供資金支持。當前，海外辦學資金主要由國內職業院校和合作央企共同承擔，社會面提供的資金支持比例一般不超過2%。
第三，校企協同的利益共享機制尚須完善。職業教育協同企業“走出去”在本質上是一種跨國(境)的校企合作，需要建立良好的協同機制。當前，校企雙方既是利益共同體，又存在利益沖突。其中，企業更加關注經濟利益，期望得到短期回報；而學校更加關注教育成效，愿意長期投入。從教學投入、成本分擔到發展理念，校企雙方須更加明確雙方的責任和義務，從而避免利益機制問題影響校企間的長遠合作。
第四，職業院校“走出去”能力還須提升。一是職業院校“走出去”師資能力還須提升。海外開展職業教育對教師的專業能力、企業經驗、英語水平均有較高的要求，在“中文+職業技能”背景下，部分教師還要承擔中文教學任務，海外開展職業教育帶來新的挑戰，也給職業院校教師綜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職業院校相關制度建設有待完善。職業教育“走出去”是一項系統性工程，涉及財務制度、人事管理等多方機構，部分職業院校缺乏與“走出去”配套的制度，尤其是激勵機制和保障機制的缺乏導致個別職業院校“走出去”持續性不強。
2.對未來職業教育“走出去”的建議
第一，加強政府統籌推動，形成政策合力。一是建立國資委、發改委、教育部、工信部、商務部、外交部、人社部、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等跨界的“走出去”國家治理機構，全面統籌職業教育與行業“走出去”的頂層設計、政策制定。二是地方政府要切實承擔責任，結合區域實際，掌握地方企業海外人才需求，推進本地區有條件的企業協同院校“走出去”，服務區域對外開放。
第二，建立多元投入滾動發展的資金保障機制。職業教育協同企業“走出去”可按多元投入、自我發展的原則解決運營資金問題。一是建立多渠道籌資機制，將職業教育與企業協同“走出去”納入財政分配與獎勵機制。二是鼓勵企業、院校投入發展運營資金，對投入資金的企業優先列入國家產教融合型企業，對企業上繳的教育費附加給予減免，鼓勵企業建立海外員工培訓經費投入機制。三是可在孔子學院資金、國家國際發展合作署教育援外資金、商務部海外產業園區建設資金中設立職教“走出去”專項資金，保障經費投入。四是尋求社會資金的支持。逐步在當地打造職業教育品牌，為當地更多中資企業提供技術人才，使受益方不僅限于合作央企，將當地中小型中資企業人才需求納入學校發展計劃中，擴大影響面以獲取廣泛社會資金的支持。五是企業境外發展可設立員工培訓保障資金，用于境外員工專業技能提升。
第三，優化校企協同“走出去”的利益機制。“走出去”企業需要高職教育為其培養合格雇員，職業院校需要在服務企業的同時實現自身價值，要優化校企協同“走出去”利益機制。一是要堅持企業主導原則。企業應該結合自身需要來設立項目，明確人才培養需求，遴選職業院校和專業，引導職業院校開發企業所需求的項目，實現校企供需的有效對接。二是要實現校企優勢互補。職業院校要充分利用合作企業資源，把握行業動態，熟悉當地勞動力市場狀況，聯合企業開展課題研究，解決企業現實問題，發揮各自優勢，合作共贏。三是要發揮政府統籌和行業協會的協調作用。職業教育“走出去”是新生事物，需要政府用好“發令槍”，從政策層面鼓勵、支持和引導；需要行業協會發揮橋梁作用，整合多方資源，構建多家院校共同對接多家企業的合作模式，提升合作效率。
第四，加強職業院校服務企業“走出去”的能力建設。一是加強職業院校教師履行“走出去”任務的能力，培養“能上講臺、能下車間、能講英文、會教中文”的國際化“三師+”型師資隊伍。二是完善服務“走出去”企業的制度體系和激勵機制建設。高職院校應完善和“走出去”相配套的制度，尤其應注重激勵機制的建設，以激發教師積極性，保障職業教育海外辦學行穩致遠。
第五，復制推廣“四方聯動”抱團出海模式。經過實踐探索，中贊職院運轉順利，有色金屬行業職業教育“走出去”試點工作已從“試驗田”變“示范田”。應積極復制推廣“四方聯動”走出去模式，建設更多的海外職業院校，構建海外新型“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體系，更好地服務“一帶一路”建設，服務海外企業人才需求。
職業教育“走出去”賦能“一帶一路”沿線經濟建設，培養懂技術、會中文、通曉中國文化的復合型人才，是對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這一時代訴求的必然回應，也是類型教育屬性下高職院校建設發展的必然選擇。進一步推動高職院校國際化內涵式高質量發展，護航“一帶一路”建設，是今后職業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
